政商交往的尺度:哪些饭可以吃?什么车可以坐?

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央视网截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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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配套”,有些地方还出台了不少政商关系交往“十不要”清单,譬如“绝对不要与商人去娱乐场所”、“不要与商人打业务牌”等等。


  • 由于规矩越来越多,一些公职人员把握不好与企业交往的尺度,开始“拒商远商”,甚至出现了懒政怠政的现象,本应主动和企业打交道的工商联干部,也渐渐有了心理包袱。


  •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主持召开了全省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省纪委监委要牵头制定政商交往“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鼓励干部大胆服务企业、与企业家正常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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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全思凝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离领导“开讲”还有一段时间,孙武虎已开始考虑到时怎么吃饭的问题。


孙武虎是山东流通业协会会长,根据计划,协会将在2019年6月邀请济南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处室的领导,就食品安全和流通领域的问题给相关企业“上课”。


2019年5月27日,孙武虎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了课后的用餐安排,他的打算是,先确定好餐费标准,然后明确菜品和数量,等“上课”前再与领导沟通一次,询问菜品是否可行。


“这样做也是为了打消领导的顾虑,让他安心和企业代表交流。”孙武虎说,因为“八项规定”,2019年以前他可不敢以企业的名义留领导吃饭,现在之所以没有顾虑,是因为吃饭又“有章可依”了。


2019年1月4日,济南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办法(试行)》,明确列出了公职人员和企业打交道的9项“正面清单”,包括允许领导干部参加企业举办的茶话会,接受企业提供的符合公务接待标准的工作餐。


济南出台此规定的背景是,由于规矩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严,一些公职人员把握不好与企业交往的尺度,开始“拒商远商”,甚至出现了懒政怠政的现象。


实际上,济南并不是第一个给政商交往确立尺度的,2016年之后,一些省市就已开始探索建立政商之间正面交往机制,目前已有河南、广东、云南、浙江、江苏等地出台了相关文件,明确了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单”。


1

“不贪不占也不干”


近几年多次邀请有关领导参加行业性的活动遭拒后,陆建林变得“识趣”了,除非是十分重要的活动,否则请领导这件事,他能省则省。


陆建林是山东连城置业公司董事长,公司主要业务是房地产开发和园区运营。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山东省温州商会会长,这一身份让他有很多机会和领导打交道,但他发现,十八大之后,企业家们已越来越难邀请到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


时至今日,陆建林还会提及2017年发生的一桩事,他们公司在济南市济阳县开发了一个智造小镇项目,开工之前,陆建林曾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发过邀请,希望他们能出席奠基仪式,但7月9日举行奠基仪式时,县委县政府一把手都没有出席,这让陆建林有些失望。


陆建林的印象中,十八大之前很容易就能请到领导,“只要和领导干部私交好,一个电话就能请来主要领导”,而且平时见面也比较容易,可以在领导办公室,也可以在企业,还能在茶馆、餐厅。


但十八大之后,要求越来越严,作为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配套”,有些地方还出台了不少政商关系交往“十不要”清单,譬如“绝对不要与商人去娱乐场所”“不要与商人打业务牌”等等,以解决过去政商关系“亲”而“不清”的问题。


高压之下,即便是本应主动和企业打交道的工商联干部,也渐渐有了心理包袱。


济南市工商联副主席刘延国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工商联内部形成了一些和企业打交道不成文的“原则”,只要是在济南市区的调研,到了饭点坚决离开,距离远的视情况在当地接受企业的工作餐。


有时企业见饭点到了,会向工商联的干部反复说明“不用担心,我们只提供正常的工作餐”,但有些领导还是会借故离开。


在陆建林看来,政府官员的“避嫌之举”,无形之中在企业和官员之间铸造了一扇看不见的“玻璃门”。有次政府出台了惠商政策后,相关企业想邀请领导参加政策研讨会,以了解最新的政策,但领导干部却称“网上都有,我们也可以把资料发过来供你们参考”。


几年下来,无论是商人还是长期观察政商关系的学者聂辉华,都感觉到干部“吃拿卡要少了”,但“不贪不占也不干增多了”。


聂辉华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他在2016年的一次调研中发现,有地方政府官员因担心别人说闲话,去企业时干脆带着执法记录仪,到场后开着记录仪对企业说:“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服务的,对我们有什么意见?”


“这种状态下,企业怎么敢说话?”聂辉华说,为了反映政商关系的变化,他还做过一个统计,公开报道中,东南某省一把手视察企业的次数从2012年开始明显下降,2012年是40次,2013年变成了15次,此后4年最高峰也没有超过25次。


2018年前后,聂辉华又注意到,山东临沂金凤凰置业公司负责人实名举报当地管委会不作为等“网络上访”事件。“这在过去并不常见,说明当前政商关系到了一个敏感的时期。”聂辉华说。


2

纠偏


政商关系出现的问题,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被关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掀起了一股讨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热潮。


当时,济南市工商联副主席刘延国想就此进行调研并形成一个书面报告,向上级反映政商交往的问题,但最终未能成型。


到了2018年,山东省温州商会会长陆建林注意到,“和领导交流沟通变少”“吃顿饭、坐趟车腐化不了谁”的声音开始在多个公开场合出现。直到当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结束,局面才有所好转,那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企业。


这个会议召开一天之后,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就主持召开了全省民营企业座谈会,他在讲话中提出省纪委监委要牵头制定政商交往“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鼓励干部大胆服务企业、与企业家正常交往。


济南市接着也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会后不久,济南市纪委牵头起草《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施办法》,市纪委把平常工作中发现的为官不为和拒商远商等作为重点克服的难题。


济南市纪委书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文件起草过程中,因担心把握不好文件的规范性,吃不透上级精神,市纪委还特意请市委办公厅法规处、市纪委审理室,对文件的合规性进行审核把关。


同时,市纪委还向各区县、市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共41个成员单位征求意见。有领导提出,政商关系负面清单中的一些条款,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不必再一一列出,应该旗帜鲜明地鼓励公职人员和企业负责人正常接触和交往,市纪委采纳了这一意见。


征求意见进入第五轮时,济南市纪委特意委托市工商联征求非公有制企业代表的建议。


作为济南市政协常委,陆建林看到过市纪委发出的征求意见稿。在讨论“正面清单”时,有人提出,领导干部不仅应该参加协会、商会举办的年会,还应该加上企业自己的年会,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领导干部参加某个企业的年会,容易引起误会。


工商联的意见反馈上去之后,济南的实施办法迟迟没有出台。这让山东省内的青岛抢先了一步,2018年12月21日,青岛印发了《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既有“负面清单”,也有“正面清单”。


青岛规定,领导干部经批准,可以参加商()会或企业举办的座谈会、茶话会、年会等活动,上门服务企业或开展调研,确需企业提供用餐的,可按照员工就餐标准在企业食堂安排工作餐。


陆建林这下有些着急了,“青岛把领导可以参加年会都列出来了,我们济南还有什么顾虑吗?”相关领导回应说“已经快了”。


青岛的意见公布13天后,济南以2019年市委办公厅1号文件印发了实施办法,明确了领导干部也可以参加企业年会、参加企业组织的外出考察调研、按标准用餐等。


又过了一个月,济南明德物业集团迎来了历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杜宝现,为了迎接杜宝现去公司调研党建工作,董事长刘德明当天起了个大早,他说那至少是两年来第一次有领导主动上门。


2018年4月9日,海南博鳌,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政商关系的“亲”与“清”分论坛现场。 (东方IC/图)


3

酒能不能喝?


看到济南的实施办法时,山东流通业协会会长孙武虎反复研究了几遍,感觉内容挺实用,“而且相比于青岛的意见,有些规定更加‘人性化’”。


比如用车,济南规定上门服务企业或开展调研,确有需要可搭乘企业交通工具,但不许单独指派、专程接送。青岛的做法中就没有这一条。


孙武虎最关注的还是吃饭问题,因为在过去几年,他总觉得有些别扭,特别是每次邀请领导干部给协会成员授课,好不容易请到了,但领导为了卡在饭点前结束,只好压缩交流时间。


在用餐地点上,孙武虎注意到济南和青岛的规定也有所不同。青岛规定领导干部上门服务只能在企业食堂安排用餐,但没有食堂的企业怎么办?济南的做法相对灵活,只是规定了按照当地公务接待标准安排公务用餐,并未限制用餐地点。


2019年3月,孙武虎就在外面一个快餐店请领导吃了饭。


当时,孙武虎了组织一场小区菜市场管理的政策研讨会,并邀请了商务局一处长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参加,研讨会地点设在一个菜市场运营企业,会议从下午3点开始,晚上7点结束。


到饭点时,孙武虎建议那位处长留下吃个便饭,利用吃饭时间继续讨论,该处长欣然同意了,“那天处长开了车,加上快餐店也不卖酒,大家也识趣没有说喝酒的事。”孙武虎说。


但给公职人员提供工作餐时,能不能喝酒,对企业来说,是另一个不得不琢磨的问题。


济南的“正面清单”规定了两种情况下公职人员可以接受企业提供的工作餐,一是参加企业年会等公开商务活动,可以接受企业提供的工作餐,但未明确是否可以提供酒水。另一种情况是领导干部上门服务企业或开展调研,确有需要可以接受企业的工作餐,但不得上高档菜肴和烟酒。


“两处说辞不一样,是否意味着前一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可以在不触碰纪律‘红线’和法律‘底线’的基础上饮酒?”孙武虎觉得可以规定得更明确,“规矩摆在前面,大家都会安心”。


对济南市“清单”感到困惑的不仅是孙武虎,还有明德物业集团董事长刘德明,但与酒无关。刘德明注意到,济南和青岛均规定机关单位工作人员需要批准才能参加企业活动。“如果事事都要先批准,领导会不会怕麻烦不申请?”


青岛、济南的做法实施三个多月后,2019年4月,山东省纪委监委印发《关于规范政商交往推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工作意见(试行)》,也列出了9项“正面清单”。


刘德明注意到,省里的意见在措辞上发生了些许的变化,譬如他担心的“需要批准”问题,在省里的意见中,就换了一个说法,审批或报备都行。“从这点来看,省上的做法更利于操作。”


4

“正面清单”开始盛行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山东之前,国内已有多地对政商关系“纠偏”。早在2016年8月,河南省纪委就联合工商联等部门下发了《河南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暂行办法》,列出了政商交往的“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


河南某县科级干部认为,办法里的某些说法“含混不清”。比如领导干部在与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交往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情形的,应当事先报告或者主动申请回避,但干部就有抱怨,“怎么判断冲突情形?和企业接触的短时间内,大家是很难搞清楚利益冲突的,干脆能不接触的就不接触了。”


稍早之前,在民营企业更为发达的广东,省纪委于2016年4月22日印发实施了《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意见(试行)》,但并未明确领导干部可否参加企业年会,可否在企业用餐等问题。


三天后,2016年4月25日,佛山率先在广东省出台了《佛山市政商交往若干具体问题行为指引(试行)》,明确公职人员服务企业,可以吃企业工作餐;经分管领导批准,公职人员可参加年会、春茗会、茶话会等商务活动。


到了2019年,“正面清单”开始盛行。江苏苏州、浙江温州、南京建邺区等多个地方都出台了相关规定。


但各地执行效果不一,多地基层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这项工作做得还不够实,各地主要是照搬上面的文件。


众多制定正面清单的地区中,苏州工业园区推出的“正面清单”有些不同,增加了一条新的内容:领导干部重要节假日期间可应邀拜访商()会或企业。


2019年5月21日,南方周末记者向苏州园区了解“正面清单”相关情况,园区管委会没有接受采访,在园区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看来,“正面清单”制度刚刚实施,园区还有些顾虑。


5

如何走出 “亲则不清的死结”


“虽然鼓励官员与商人大胆交往,但监督措施还是需要的,否则又回到了原来的情况。”学者聂辉华说。


他进一步解释,所谓原来的情况,是指2012年以前,有些政商关系“亲而不清”、过度密切,以至于出现了许多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例。


但现在又开始出现“清而不亲”“不亲不清”的情况。“如何走出清则不亲、亲则不清的死结?”聂辉华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日本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常会邀请多位行业组织企业代表一同厘定产业政策,就操作方面的问题进行充分沟通,既加强了联系,也避免了暗箱操作。


“据我了解,中国也有这种做法,但邀请的企业往往固定就那几家,政策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聂辉华说,“同时还要加强舆论监督,使官商在桌子底下的交易得以曝光。”


此外,聂辉华觉得可以构建“亲”“清”指标体系,通过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予以评价和监督。


已制定正面清单的地区中,监督政商关系的具体做法大致相同又有所侧重,广东省的做法是增加暗访,河南的做法是强化信访举报渠道,对涉及官商勾结的线索优先处理,浙江温州实行“一案双查”,典型案例一律公开曝光。


山东济南的实施办法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机关单位特别是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的监督,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政商交往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2019年5月25日,青岛市纪委宣传部门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市纪委正在讨论和调研政商交往中的监督措施,适时将会对外公布。”